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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间工艺:日子不太好过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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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尽管作品在上海民族民俗民间博览会上获得了赞誉,包炎辉先生仍是一脸愁云。他对记者说:“日子不好过哇。缺人才、缺资金、缺政策支持。回去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办。”
   包炎辉是上海黎辉绒绣艺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。号称总经理,他手下只有16位平均年龄55岁的手艺女工。他们原来都是上海红星绒绣厂的干部和工人。工厂在上世纪90年代初解体后,钟爱绒绣艺术的他们,自发组织起来,办起了这家民营性的绒绣制作公司。看他们近20年的作品,所有的人都会跷起大拇指:人民大会堂有36个厅,其中10个厅的装饰作品,都是他们一针一针、一线一线绣出来的。如上海厅的《外滩夜景》、国宴厅的《万里长江图》、香港厅的《维多利亚海湾夜景》、澳门厅的《中西荟萃》、重庆厅的《山城夜景》等。中央军委八一大楼第一接见厅《革命圣地延安》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大堂《长城》、上海市政府市长会议室《上海明天更美好》、陈云纪念馆《陈云像》、河南黄河迎宾馆《嵩岳秋色》等,也都是他们的杰作。
   这家公司初创时有28人,随着岁月的流逝,他们老的老、病的病、去世的去世,只剩下今天的16人。包炎辉遗憾地说:“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曾经来人找我,急要一件作品,两个月内交货。可是,我们的能力起码要半年时间才可完成,机会流走了。上海世博局要100个国家的领导人头像,我们2年也做不完,机会又失去了。”记者问:“为什么不招聘一些人,尤其是年轻人呢?”包炎辉叹口气,说道:“现在正处在两难之中,不知道怎样才好。接不到活,人多了,养不起。有了活了,一般都要得非常急,人力又跟不上。绒绣,是一项特殊的技艺,人才是需要培养的。我们又没有能力去办学校、培训班之类。再说,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人肯学这种手艺。不仅是绒绣,整个民间工艺都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。”
   生产、销售、开发、研究、培养……在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,民间工艺在国家的扶植下形成完整的系统。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秘书长王永庆,曾经向记者介绍:上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,民间工艺处于黄金时期。那时,全国有180多个民间工艺生产基地和工艺美术服务部,有100多座工艺美术专业学校,有96所工艺研究所。那时,全国各个领域的职称评定都被停止了,唯有民间工艺享有这个特权,因而有自己的大师、技师等。那时,没有一家单位有产品出口权,只有民间工艺有国家特许:5万美元以下,可不通过外贸部门,现场就可交易。那时,民间工艺品在整个国家轻工产品出口中,占三分之一强。
   然而,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各地民间工艺工厂、学校、研究所、销售服务部等,倒闭的倒闭,合并的合并,缩编的缩编。北京原有40多家工艺美术厂,现在只剩下10来家,而且大多数名存实亡。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原来保存着成千上万种民间工艺样品,还有相关文字史料。但是,随着研究所的关闭,这些样品和史料全都散失,不知去向。上海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旁的工艺美术品服务部,原来非常兴旺,享誉中外,现在是一家快餐店了。上海上世纪50年代有500多位民间工艺大师。现在,在全国叫得响的民间工艺家没有几个。上海着名的顾绣、竹刻等民间艺术都凋零了。
   再说绒绣,上海原来除了红星厂外,还有一家。红星厂有职工300多人。此外,他们在浦东地区还有几万人的加工队伍。上世纪90年代以前,各地工艺美术厂都归口轻工业系统。红星绒绣厂也不例外,属上海轻工业局管。在“抓大、放小、搞活”的浪潮下,红星厂被下放到区里,合并到一家区房地产企业,没几年就关闭了。包炎辉无奈地说:“山东烟台原来也有一家绒绣专业制品厂,现在也没了,靠出租厂房。所以很多人对我说,‘绒绣死也死在你手里,活也活在你手里’。我的责任重大呀!可是,我一个人怎么挑呀?挑不起来的。”
   民间工艺怎样做日子才好过些?很多人向记者反映,其实,国家每年对民间工艺都有拨款。但是,真正在第一线做活的民间艺人或有关单位,尤其是民间企业,根本没有感觉。上海工艺大师阚三喜在一家民营文化公司的支持下,花12年时间,完成立体雕塑《圆明园》。这件作品,用掉60吨紫檀、黄杨等珍贵木材,5吨寿山、青田等名贵石头,以1:150的比例,完整复原圆明园被毁坏前的面貌。作品完成后,仅在一家民营公司的赞助下,展出过一次,一直躺在一家破烂的仓库里。钱,看来要落到实处,用在真正需要用钱的人身上。
   过去,民间工艺品大多由外贸部门统一收购后,销往海外。上世纪90年代后,国家不再统收统销了。一方面,向外销售的这条“生路”被断掉;另一方面,民间工艺又属轻工产品,享受不到文化产品特殊的财政税收政策,这样日子就不好过了。民间工艺行业,大多数艺人生活困难,这是一个不争的令人痛心的事实。
   民间工艺被各地“放小”后,成为一盘散沙,处于没人管、自生自灭的状态。怎样在市场化的前提下,使他们“生老病死”有人管,有人关心,有人帮助?当然,民间工艺自身需要改革、创新。但是,民间工艺多是家庭式的,不可能有更多的设计,更多的策划,更多的投资。因此,很多人希望,国家要有自己的民间工艺研究所、有专事培养人才的学校、生产及销售基地等。一个,甚至几个博览会,乃至公布“文化遗产”名单、确定“文化遗产日”等,还不足以使民间工艺的日子真正好过起来。在这方面,还有许多政策要落实、要制定,有很多事要做。
   新华社记者 赵兰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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